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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为陕西文学,《白鹿原》和《平凡的世界》有何不同

作者:杨卓君 来源:90后文学网 时间:2017-06-03 阅读: 字体: 在线投稿

近日,改编自作家陈忠实同名小说的电视剧《白鹿原》虽然收视率如不预期,但也引发了一些话题,剧中出现的“陕西油泼面”、白鹿村口的“傻子”也成为新晋“网红”。

《白鹿原》刻画了白鹿村人在时代变迁下的颠沛流离,在精神的“乌托邦”和残酷的生存现实交织相荡中,“仁义白鹿村”所承载的儒家传统文化从未消失。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,观众也展开了对“乡土作家”陈忠实、路遥、贾平凹及其经典作品的对比。许多观众认为,与《平凡的世界》和《秦腔》相比,《白鹿原》拥有更加宏大的格局,更加深刻地刻画了时代更迭下的人性群像,再加上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儒家传统文化,整体显得更加厚重。

众所周知,《平凡的世界》、《白鹿原》和《秦腔》都是现实主义的乡土题材小说,都曾获得过茅盾文学奖,在乡土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在此,笔者无意对三者作出孰高孰低的评价,仅试图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说一说三者的不同风格。

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不同的创作风格

我们经常可以看到,很多作家的文学创作都是从他们的故乡生活开始的,甚至故乡将伴随他们的整个创作生涯,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记。譬如鲁迅笔下的绍兴,萧红笔下的呼兰河,沈从文笔下的湘西。不难发现,不同的地理环境往往产生不同的地域文化,不同的地域文化也会对文学作品的风格产生影响。陕西籍作家的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也许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样的影响。

路遥

从自然条件方面讲,陕西省可以被分为三大地域:陕北、关中和陕南。陕北位于黄土高原与蒙古草原的交界处,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融,使这里的文化带有一种野性。关中以西咸地区为中心,宋代道学中主流之一的“关学”正是在此发展起来,并且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逐渐占据了关中地区的主流文化形态。陕南地处秦岭与巴山之间,地势崎岖,相对比较封闭,使这里保持着质朴自然的生存形态。

三大地域自然条件的分野,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人文特征,造成了各自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异。陕北以路遥为代表,关中以陈忠实为代表,陕南则以贾平凹为代表。三位作家虽然都出身农家,深谙乡村人民生存的艰难和精神的困境,但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,他们的作品还是体现出了不同的风格。

耕读传家的仁义白鹿原

八百里秦川,北接黄土高原,南临秦岭,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。以“关学”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慢慢在关中这片历史悠远的土地上生长、绽放,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关中人。陈忠实就是在这片充满“仁义”的热土上成长起来的,并将儒家的传统观念贯穿至整部《白鹿原》。

《白鹿原》的主人公白嘉轩始终秉持儒家“仁义至上”的人伦标准,用“仁者爱人”的道德准则规范自己,用“耕读传家”、“学好为人”的传统精神教育下一代。从白嘉轩的父亲秉德老汉给长工鹿三寻媳妇,白嘉轩与鹿三以兄弟相称,送鹿三的儿子黑娃上学,到饥荒瘟疫中,仍坚持留下鹿三,甚至与鹿三同睡在马号里,同喝一瓶西凤酒,白嘉轩可谓是“仁至义尽”。白嘉轩是一个地道的农民,但他信仰的却是“仁义至上”的儒家信念。这种信念并不是通过背诵四书五经得来的,而是通过各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沉淀在了他的血液中。

《白鹿原》

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则是一个传统儒家精神的“卫道士”,被白鹿原人称为“圣人”。他清高儒雅,无所不知,“处江湖之远”却又不忘黎民。在小说中,朱先生通过制定“乡约”,将儒家的道德理念落实为具体的行为准则,使村民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着儒家文化的耳濡目染。在得知妹夫白嘉轩种植罂粟时,他毅然耕毁大片的罂粟幼苗,恢复往日的躬耕传统。国民革命时,他不顾个人安危,只身劝退巡抚的20万大军,使百姓免遭战争的迫害。灾荒饥饿之年,他亲自指挥赈灾队,与乡民同甘共苦。日寇入侵,他投笔从戎,誓死抗争。总而言之,朱先生将传统儒者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双重品质表现的淋漓尽致。

此外,黑娃、白孝文的反叛与回归家族,同样寓意着对儒家传统家族观念的回归。我们可以说《白鹿原》上的一切都被打上了儒家的印记,甚至儒家文化中一些迂腐的观念也被表现的入木三分。

平凡的世界,黄土地上的抗争

路遥是陕西榆林人,在《平凡的世界》的扉页上,写着这样一句话:“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”。一句看似简单的话,倾注着路遥对于陕北黄土地的无限心血和热爱,同时路遥也将“黄土地”贯穿到了整部作品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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